《外国人——家在大连》系列故事十


“大连,是我成长中的一座城市”

                                                                                           杨道立

等候是一件苦甜参半的事。就像这间咖啡馆,用漏斗形象来揭示人们对流淌中的小时间或大岁月,既奈何不得又直观结果。我告诉来客不要急着赶路,毕竟她很小,而且是个与我不相识的外国人,补课的数学老师拖堂了,迟到的理由很充分。

放开想象,我为即将进行的采访继续做功课。耳畔那首唱不准旋律的歌,让极棒的歌词出现在脑海。曾经震撼无数中国网民的视频,在我接到采访俄罗斯小姑娘吉拉的任务时就反复地“回放”:

“你知道吗?多想活着。去观赏火红的日出,活着,正是为了去爱,与你相伴的所有人。你知道吗?多想活着。黎明时分,与你一同醒来。调煮咖啡,世人尚在甜睡。你知道吗?多想活着。不必见报宣扬,要全拿出分享。活着,是让孩子永不忘。你知道吗?多想活着。在你牺牲的一刹那……”

这首歌,在视频中正飘飞在俄罗斯一个特别的大礼堂,普京也在前排就坐,当歌者谢列兹尼奥夫唱到一半,俄罗斯总统和全体观众一起肃立,用群情激昂的大合唱,替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宣告:

“我会回来,即使倒下。你知道吗?多想活着。在那致命的一瞬间,忘掉所有不快、宽恕所有人,宽恕就是救赎,这我知道。你知道吗?多想活着:化作冬室里沉睡的樱桃,逢春重绽放,长成新生树!”

收到这段视频的很多中国人都含泪投以崇敬。人们记住一个新名字:飞行英雄——菲利波夫。好多感叹,是不了解中俄两国人民那些剪不断历史的人无法体会的。在不断回溯的感动中,我特意找到歌曲《多想活着》译稿,一遍遍咀嚼俄罗斯艺术独有的诗意。

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曾经同仇敌忾,命运交融。甭说连接两个国家漫长的边境线,就拿我们大连来说,本土文化里就揉进了不少战斗民族奔放的勇士精神和缤纷的生活习俗。一度被大连市民津津乐道的俄罗斯小姑娘吉拉,在疫情险峻的时刻,从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手中接过他亲笔签名的抗疫志愿者荣誉证书,表彰她为抗疫做出的贡献。

从2020年3月被通报表扬,眨眼一年过去,不晓得这个女孩会发生哪些变化。她跟我们中国社会靓目的“别人家孩子”,可有共通之处?

如我所期,吉拉不是一个人来,跟在她身后的妈妈卡佳,还有一脸粉嫩的妹妹薇卡,娘仨儿个简直就是相片翻版。吉拉抱歉地想为迟到做解释,我则用一盘水果来做恭迎。旋即问她:“头一次接受采访,又是和陌生人对坐,紧张吗?”她抿嘴点头,诚实地告诉我:“紧张。”但立马用“高兴”把我解放出来。于是我们直奔主题,开板就唱。

吉拉把陪同一起来的亲人介绍给我,之所以说陪同,是她那偕配角出场的主角气概。很快吉拉让持本国语言的我和她讲俄语的妈妈顺利交流。

“我是家里的翻译。

“凡是家里的事情,对外打交道都是我。”

做抗疫志愿者那会儿,吉拉还没到13周岁。眼前的她身高约一米六五,五官标致,面庞粉润,娴熟的中俄两国语言,被她极其简约地有效传递。

“不,我妈妈是鄂木斯克人,她搬到海参崴认识了我的爸爸,他们一起长大,都读过大学,读过三所大学。”

海参崴人口仅有大连的十分之一,但剧院、博物馆、学校和科技文化设施等却不是十分之一。尤其是大学,有交通、医科和综合性大学,在远东地区的教育资源属于上乘。吉拉的口吻,让人想到电影里的某些傲娇、自尊角色,她身上还有几分浑不吝的世俗版“随意”。

“妈妈出生在鄂木斯克”,吉拉一边看我飞快地记录,一边重复着说,她把城市的名字看得重要,之前用符拉迪沃斯托克来认真强调海参崴在俄罗斯的叫法。 

我尊重她,绝不想用大人解构历史的态度来纠缠地名所包含的复杂意味。

“是的,‘大连’一词源自俄语。”

当知道妈妈曾经做过牙医,还穿过警服,便很想知道她是不是就读过太平洋国立医科大学,但吉拉的译述除了快速,还规避复杂,我便赞叹妈妈干练中透着婀娜的气质。两位矜持地笑了,卡佳有几分害羞,吉拉却浮上自豪。让人觉得,对自己的家,对父母的爱情,还有她本人的能力,吉拉不仅不容置疑,还相当骄傲。

最近中国有部涉及小升初家庭的电视剧《小舍得》,里面主人公的家庭结构挺像吉拉家:一个即将长成少女的大孩子,一个五六岁的小老二,为要不要争当学霸,被编导搞得令人“毛骨悚然”。可吉拉和妈妈,以及玩得兴趣盎然的小妹妹,那副轻松样子让人不由得想到“非典型”这个词。究竟是俄罗斯人不在乎升学即命运这个黯黑考题,还是来自海参崴的吉拉一家,压根就没陷进升学问题的泥淖?

马上到来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们聊到书籍。汉语和俄语世界都有着热爱读书的深厚传统,吉拉和妈妈像两姊妹似的,竞相说出童年必读书籍《三个英雄》。怕我听不懂,吉拉举例子说就像中国的孙悟空,谁都知道。我曾经翻阅过苏联名画故事《三勇士》,来自农村的三个壮士,确实像孙悟空,深入民间,人人皆知,是古老的史诗英雄。但我也读过斯大林时代推崇的众多英雄人物。吉拉和卡佳嘴里的三个英雄,究竟是古代的былины、И. Муромéц、Д. Ники́тич(阿廖沙·波波维奇,伊利亚·穆罗梅茨,多勃雷尼亚·尼吉季奇,《三勇士》中著名的三个英雄人物)?还是现代颂扬的包括朱可夫在内的三个伟大人物?

时间有限,就在我想转换话题时,妈妈卡佳朝大女儿吉拉耳边嘀咕了几句,我立即听懂了:

“卓娅,舒拉。”

“对,就像你们的孙中山……”

但吉拉马上做自我纠正,“不是。就像你们在前线牺牲的英雄,一个用身体堵枪眼;一个趴在草地上不出声,被活活烧死……”

“黄继光!邱少云!”倏然间我差点把手中的叉子扔掉。

母女俩互相对望一眼,犹如获得一个大奖,昂起头颅,正襟危坐起来。

话题随之展开,我告诉她们:“你们说的那本书是《卓娅和舒拉》吧?那也是我小时候的读物啊!”

快活的交谈突地出现高潮。没等我问起吉拉的教育背景——不用问,她在大连开始读书认字,家庭之外的教育,不外乎我们熟悉的德智体美劳,而刚才的交汇,让我看到吉拉的家延续着俄罗斯民族对英雄的浓烈情感,特别是41岁的卡佳,眼睛里闪耀着晶莹的光,再次让人觉得妈妈对于女儿是特别美好的存在。

不需要再探求什么早期影响了,母女俩用餐时的教养,盯着问话人眼睛仔细倾听的那份礼貌,和我一起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所沁出的内心感觉,以及争相介绍大连地区俄罗斯人过节聚会的种种,都来得自然且率性。我也就不怕寒碜地说了几句童年时候学到的俄语,让一次工作采访变成三代女人对往昔回忆的跨时空“扣合”。

2020年冬天的很多个早晨,作为防控志愿者,吉拉曾到社区指定路口询问路人住址、测量体温,对返连人员进行登记。第一次走进社区办公室,人们以为这个外国小孩不会说中国话,但却听她用中国普通话说自己主动要求参与疫情防控,可把那些人乐坏了。寒冷的冬日里,陪同她走进寒风中的不是妈妈卡佳,而是年轻的爸爸米沙。米沙与卡佳属于姐弟恋,21岁就做了吉拉的父亲。他个子不高,人挺瘦,但赢在聪明,很有本事。10多年前,米沙同兄长阿列克一起,在大连开办了一个以修理渔船为主业的林宝船舶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爸爸用赚来的钱在大连买了公寓,小区叫半岛故乡。一墙之隔的邻居,从不打扰这户俄罗斯人家,却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帮助照看小女儿。于是乎,小妹妹薇卡对最基础的中文也无师自通。吉拉说,妈妈不愿意学中国话,“太难了!”反正抄煤气表什么的她全能搞定,爸爸厂里花钱雇了翻译。

大连是中俄贸易的重要港口,公司在大连港有业务,还常常帮助俄罗斯渔船停泊解决实际问题。说到生活,吉拉说“妈妈不用工作”,为让我理解为什么卡佳愿意当个全职太太,吉拉不断用肯定句说日子过得好。

“所有的俄罗斯节日我们都认真过”。卡佳补充道,虽然住在大连的俄罗斯人经常到不老街的星期五俄式餐吧聚会,但他们家“过得最隆重的节日是每年的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 

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对一个小朋友做生硬的采访引导,尤其不想用采访套路让吉拉编写她的“人设”。但作为长辈,为了让俄罗斯朋友多一点对大连的了解,曾经给她发过一篇文章《谁在翻动陵园这本书》。我希望吉拉能去一趟旅顺,那里有苏军烈士陵园,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外籍公墓。

吉拉告诉我,爸爸总到旅顺去,他还带朋友去过那个地方。

“你知道吗?他的朋友在陵园里找到了自己的爷爷!”

这让我十分吃惊。虽然我能把有一座衣冠冢的红军上尉伊戈尔投身中国抗美援朝,被炸飞在空中的献身故事讲给读者听,却不晓得,不仅伊戈尔的未婚妻柳德米拉在旅顺陵园里恸哭过,还有不少俄罗斯人走到远离祖国的这个地方寻根问祖。

可见,大连同俄罗斯的渊源确实不同寻常。

提到中国与俄罗斯的文化有什么不同,吉拉不假思索地说:“都很丰富,但太不同啦!”

吉拉说她喜欢中国古诗《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王维用那么短的句子,讲了那么多的意思!俄罗斯的古诗也很美,但都是长句……”

“我的爸爸妈妈能背诵普希金的长诗,可读不懂中国的五言绝句。

“在中国上学,总要求背诵。俄罗斯不用,只要能把古诗阅读明白,懂得其中的意思就行。”

“在中国喊班主任老师,只要加个姓就行,譬如直接喊丛老师,没人觉得我不礼貌。在俄罗斯可不行,不管姓名有多长,一定要全部读,每一次都得很认真地呼叫老师的全名。那是尊重。”

卡佳很优雅地放下刀叉,并增加了一点小手势:

“俄罗斯人也爱吃饺子,但除了肉,绝对不放其它的东西。当然,我们也会用土豆泥做馅。

“每次回国看望吉拉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总要带中国的中药和当地土特产;回来的时候,就带红肠、格瓦斯粉和各种各样做菜的佐料。”

母女俩很为她们保持了完整的俄罗斯生活方式而满足。吉拉再一次骄傲地说,他们一个微信群有400多个俄罗斯家庭,其中三分之二是中俄通婚,而我们家,“因为都是俄罗斯人,所以能够保存全部的俄罗斯传统和习俗。”

“跨国婚姻的人家,日子过得怎么样?”我问。

母女俩对望,用目光商量确认,然后回答:“都过得很不错。”

大概为了证明自己早就融入中国人之中,吉拉学了两句大连土话给我听,一句是好朋友教的:“波罗盖(膝盖)秃噜皮(破)了”,一句是普通话说得极棒的丛老师在课堂上对她的提醒:“吉拉,你又溜号啦!”

很少挨批评,但吉拉对丛老师用方言提醒自己,印象深刻。

媒体报道的志愿者事迹,在旅居大连的俄罗斯微信群里不啻扔下一块石头,纷纷来电话赞扬,用表情包鼓励,让吉拉很是快活。她说,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去做。


我揣测这个荣誉点会让吉拉建立威信,试着问:“你在班级里属于哪一类学生?”

中国学校现在开始回避考分排序,尤其不希望家长跟着分数跌宕情绪,虽然电视剧《小舍得》用很多笔墨揭示考分对家长的心理刺激。在经济发展中赢得伟大成就的中国,培养孩子,尤其是陪着孩子读书升学,成为全社会头疼的难题。

我注意对吉拉的采访中不要有成绩指向,但她却滑向那里。

沉思片刻,她回答道:“中等。”

她毫不隐晦谈到自己的学习成绩,虽然体育、英语不错,但其它的功课,也谈不上有多好。

“容貌呢?在俄罗斯标准里?”

“也是中等。”

“按照这种成绩,能考上重点高中吗?”

我又问了一句不知该不该问的。吉拉微笑着不置可否,然后告诉我,她希望在中国读完高中后,回到俄罗斯去读大学,不是去莫斯科,就是去彼得堡,那儿的天空太美了!

“你去过莫斯科和彼得堡?”

“没有。”

吉拉完全不理睬听不懂汉语的妈妈此刻的狐疑,眼睛里充满神往地继续跟我说:“我每天都从视频节目里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导游站在天台上指着辽阔的天空……啊,真是美呀!”

我不得不为少女的遐想而感动。

“你那么可爱,有中国男孩儿喜欢你吧?”

她很肯定地摇头,说现在不是他们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便不甘寂寞地让她翻译给妈妈听。

我对卡佳说:“如果有一天,有个挺不错的中国小伙子看上吉拉,你同意招个中国女婿吗?”

她认真思考,耸耸肩,回答干脆:

“为什么不?很好啊!”

这时候的吉拉,又让自己占了C位。她像个大姐大,提高声音下断言:“关键是,我们现在能考虑这个问题吗!”

是的,对于一个充满遐想的14岁少女来说,未来的故事还没开始。

我看了看表——曾答应她们不耽误吉拉的课外学习,她在北京街学习爵士舞,也许还有其他安排——便用一种结论性语气请吉拉做最后的回答:

“大连在你心里,等于什么?”

毕竟生活了10年。毕竟留存了很多美好。毕竟在这里领略了人生第一次高光时刻。

她抿上嘴,很用心地思考这道必答题。

好一会儿,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她说:“大连,是我成长中的一座城市。”

啊!绝妙。

不是随俗应景的“第二故乡”,不是故作夸张的“生命礼物”,而保持了对“城市”这个概念的独特强调。鄂木斯克、海参崴、大连、莫斯科、彼得堡,都是地球上的城市,这些城市,让吉拉蹒跚学步、掌握语言、张望世界、放飞梦想……

吉拉不是学霸,也不是名人,就是一个没有在升学高压下受到伤害的非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她更是一个懂得自己要什么、可爱的、自由的俄罗斯少女!

本文由杨道立女士根据吉拉口述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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